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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區分介紹賄賂罪與行賄罪、受賄罪的共犯？
時間：2022-05-30 15:39:33 來源：紀法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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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縣交通局獲批用原有的舊辦公樓置換新辦公樓。李某得知此消息后，找到了擔任該縣交通局局長的趙某，表示想承攬該工程。趙某明確表示，只要具備資質、有資金實力，就可以承攬該工程。于是，李某通過朋友找到宋某等人。由李某引薦、搭橋，宋某等人先后多次與趙某商談工程問題。其間，宋某承諾事成之后，給與李某酬勞。在簽訂承攬合同前，李某將趙某索要的200萬元的要求轉達給宋某等人。趙某收下款項后，宋某的公司最終與交通局簽訂樓房置換協議。
本案中，李某的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還是行賄罪的幫助犯或是受賄罪的幫助犯產生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為了爭取介紹費，在趙某與宋某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最終促成趙某收取賄賂200萬元，情節嚴重，應該構成介紹賄賂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本質上是為宋某實施賄賂行為提供幫助，提供幫助讓宋某可以順利實施行賄行為，應該構成行賄罪的幫助犯。
第三種意見認為，李某的行為本質上是為趙某收受賄賂提供幫助，提供幫助讓趙某收受300萬賄賂的行為得逞，應該構成受賄罪的幫助犯。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本質爭議的實質問題是，在想象競合時，如何對行為進行定性，以發揮刑事政策功能的問題。
本案中，李某在趙某與宋某之間扮演著“中介”角色，其通過牽線、搭橋讓趙某可以順利接受宋某的賄賂。其行為可以定性為“介紹”賄賂，也可以認定為行賄罪的幫助行為，也可以認定為受賄罪的幫助行為。
介紹賄賂是以行賄人或受賄人的名義，為行賄人或受賄人的利益，同時在兩者之間進行溝通，而不是單純的為自己利益幫助某一方，這是區別于行賄罪、受賄罪的幫助犯、教唆犯最大的區別之點。但將介紹賄賂解釋為行賄罪、受賄罪的幫助犯并不存在實質上障礙，在扮演“中介”的角色時，幫助了行賄、受賄的雙方，其必然也幫助了行賄、受賄的具體一方。假設在立法上沒有單獨規定介紹賄賂罪，將如何評價這種中介行為呢？其只能依靠行賄、受賄罪的共同犯罪理論予以規范評價。李某以一個主觀故意實施一個犯罪行為（法律上的行為單數），觸犯了兩個以上的罪名（介紹賄賂罪、行賄罪、受賄罪），而這三個罪名規定的法條并不存在重合或交叉的關系，應該認為李某的行為是觀念的競合。在想象競合的情形下，對行為者的處罰按照“從一重罪”的原則。
以趙某收受的200萬元作為判斷標準，如果將李某的行為認定為介紹賄賂罪，《刑法》第392條規定介紹賄賂罪最高法定刑為3年有期徒刑，李某的法定最高刑為3年。如果認為李某的行為是行賄罪的幫助犯，其法定最高刑為10年有期徒刑。如果認為李某的行為是受賄罪的幫助犯，那么其最高法定刑為10年有期徒刑。介紹賄賂行為的危害性被立法嚴重低估了，在行賄人與受賄人關系并沒有達到緊密程度時，受賄人不可能接受行賄人的賄賂，但是在介紹賄賂人的撮合下，促成了腐敗行為的發生。在以圍獵官員愈演愈烈的現實情況下，僅以介紹賄賂罪判處最高的三年的有期徒刑，勢必造成罪刑失衡，會使得很多積極促成腐敗行為的參與者被放縱。分析到這里只能論證筆者為什么不認可第一種觀點，而不能證成在第二種觀點與第三種觀點之間，為什么贊成第三種觀點。
在情節嚴重的情節下，應當認為介紹賄賂同時構成行賄罪與受賄罪的幫助犯，如上所述，居于中間地位的介紹賄賂人，其必然幫助了對向行為的任意者。此時二罪名之間的關系仍是想象競合。而且在最終的認定上應該以受賄罪的幫助犯論處。原因在于行賄罪與受賄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不同的，行賄罪的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受賄罪的最高刑為死刑。在介紹賄賂的情節嚴重時之所以不認定為介紹賄賂罪，就是為了達到罪刑均衡，而在行賄罪與受賄罪之間認定為受賄罪的幫助犯，有助于防止重罪輕判。且在《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中規定的介紹賄賂立案標準中，并不僅以介紹賄賂數額的數量作為唯一標準，同時還吸納向特定身份人員實施介紹行為、介紹行為次數等標準，在情節嚴重時，如果認定為行賄罪的共犯，那么將無法評價沒有成功請托受賄者的介紹賄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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