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財根受賄案
——利用職務便利，以民間借貸形式收受請托人高額利息的行為應如何認定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沈財根，男，1959年×月×日出生，曾任浙江省湖州市供銷合作社聯合社黨委書記、主任。2018年12月5日被采取留置措施，2019年2月12日被逮捕。
浙江省長興縣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沈財根犯受賄罪，向長興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無異議。辯護人提出，公訴機關按被告人獲得的利息減去18%的年息后認定犯罪數額沒有法律依據。
長興縣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2007年至2017年，被告人沈財根在擔任湖州市供銷合作社聯合社（以下簡稱湖州市供銷社）黨委書記、主任期間，利用對社有資產監督、管理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單獨或伙同他人多次非法收受財物共計人民幣206.140323萬元（以下幣種未標明的均為人民幣）。具體事實如下：
2009年8月12日，被告人沈財根個人出借50萬元給湖州市供銷石油有限公司、湖州榮恒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楊榮強，雙方未約定借款利息、還款期限等事項，楊榮強出具了收款憑證。2010年初，楊榮強為感謝沈財根通過湖州市供銷社對其公司提供借款、擔保等業務上的關照，以支付個人借款“利息”的名義給沈財根50萬元現金，沈財根仍保留其所借本金50萬的收款憑證。2016年1月，沈財根又出借90萬元給楊榮強，楊榮強出具借條。2011年至2018年，楊榮強分別以支付“利息”的名義送給沈財根232萬元，其中2011年、2012年每年送50萬元，2013年、2014年每年送30萬元，2017年、2018年每年送36萬元。沈財根共計收受楊榮強“利息”款282萬元，扣除楊榮強同期從他人處借款的最高年息18%，實際受賄數額為174萬余元。
（其余部分事實略）。
案發后，沈財根的家屬代其退繳全部贓款。
長興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沈財根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或索取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受賄罪。案發后，被告人沈財根能坦白交代犯罪事實，且已退出全部違法所得，依法予以從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被告人沈財根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
宣判后，被告人沈財根未上訴，檢察機關未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問題
對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以民間借貸形式收受請托人高額“利息”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受賄金額如何計算？
三、裁判理由
（一）以借貸為名受賄行為的認定
隨著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易方式日益復雜化，越來越多的行、受賄行為試圖披上合法的外衣以掩蓋違法犯罪的本質，行、受賄的手段也日趨隱秘。為嚴密反腐敗法網，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列舉了實踐中紛繁多樣的“花式”收受賄賂手段，包括以交易形式收受賄賂、收受干股、以開辦公司等合作投資名義收受賄賂、以委托請托人投資證券、期貨或者其他委托理財的名義收受賄賂、以賭博形式收受賄賂、特定關系人“掛名”領取薪酬等。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明確指出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故在現行法律下，認定受賄罪的關鍵在于物質利益與行為人職權因素之間的關聯性，而不是拘泥于何種物質形式。
本案中，被告人沈財根擔任湖州市供銷社黨委書記、主任期間，利用對社有資產監督、管理的便利，為請托人楊榮強等謀取利益，但未直接收受楊榮強的好處費，而是另外與楊榮強之間建立個人借貸關系，以收受借款利息的名義收取楊榮強資金。有觀點提出，沈財根向請托人放款收取高額利息的行為有涉嫌犯罪的可能，但鑒于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對這種行為如何定性沒有明確規定，依照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原則，該行為不構成犯罪。對此，我們認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給予請托人照顧，又以個人名義向請托人出借錢款，收取高額利息完成利益輸送，屬于以借貸為名的受賄行為。
國家工作人員正常出借資金收取利息的權利應予保護。國家工作人員作為社會的一員，也享有正常出借資金并收取利息的權利，國家工作人員與其他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發生的借款及收取利息行為受到法律的保護。根據2020年8月新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民間借貸規定》），以借貸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為法律保護的上限。國家工作人員參與正常合法的民間借貸關系，當然也應適用該借貸規定予以保護。
但是，國家工作人員與請托人之間以借貸為名的賄賂關系與正常民間借貸有本質區別，表現在：
1.從雙方之間的關系來看，在正常民間借貸中，一般雙方原來就有經濟往來，或者雙方是親戚、朋友、同事、同學等較密切關系；在請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借貸中，出借人是國家工作人員，借款人是國家工作人員管理、制約、監督的對象，通常雙方平時沒有經濟往來，借款發生在雙方達成權錢交易的合意之后。
2.從是否有借款需求來看，在正常民間借貸中，借款人有借款需求，一般主動向出借人提出借款要求；在請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借貸中，出借人不管借款人是否需要資金，有些甚至是主動提出出借資金來為后續的利益輸送布局。
3.從借款后的行為表現來看，在正常民間借貸中，借款人為了使出借人放心將資金借給他，一般會告知出借人借用資金的目的、使用過程，以及歸還日期、歸還的利息等，以言語和行動表達資金處于安全之中；在請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借貸中，出借人通常不過問或不具體過問資金用途、還款保障、借款利息，也不關心何時可以歸還。
4.從出借資金的來源來看，在正常民間借貸中，出借人一般是將自有資金借給對方。在請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借貸中，不但有出借人將自有資金出借給對方的情況，還存在出借人將從他人處以無息或低息借款的資金再出借給借款人，從而賺取高額差價的情況。
5.從回報上看，在正常民間借貸中，借款人給出借人的利息一般是與正常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收益相匹配；在請托人和受托人之間的借貸中，借款人給予出借人高額的利息，獲取的利息與資金正常產生的收益嚴重不成比例。
本案中被告人沈財根與楊榮強之間的關系，表面上是民間借貸，實際上是權錢交易。判斷的依據有：（1）沈財根收受高額利息的行為與正常民間借貸不同。沈財根與楊榮強本無經濟往來；借貸發生在沈財根為楊榮強謀取了利益之后；沈財根主動提出將資金借給楊榮強；楊榮強因企業發展過程中需要沈財根的幫助，也為了表示感謝，給予沈財根的利息遠超同期向其他人的借款；出借資金時，雙方并未約定借款用途、借款利息、歸還日期等。（2）沈財根有收受他人錢財的主觀故意。其作為供銷社黨委書記、主任，明知供銷社對楊榮強所在的公司提供借款、擔保等業務上的關照，仍主動向楊榮強提出放款的要求，其供稱“他給我錢，是以支付利息的名義向我行賄，并不是正常的利息”，反映其主觀上具有通過向公司放款讓公司支付高額利息，進而變相收受他人財物的目的。楊榮強的證言也印證了沈財根的供述。（3）沈財根收受了他人支付的高額利息。沈財根于2009年向楊榮強所在的公司放款50萬元，2010年初（短短4個月）就收到了50萬元利息，后又把該50萬元放回楊榮強處，以本金的名義繼續收取利息，自述“這樣楊榮強再支付利息給我，顯得利率低一點，看上去更正常一點”，之后每年均拿到遠超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高額利息，其出借資金的收益與正常投資獲取的收益嚴重不成比例。（4）沈財根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了利益。沈財根作為供銷社黨委書記和主任，對楊榮強所在的公司提供了借款、擔保等業務上的關照，也正因此楊榮強才在借款時并未與沈財根約定具體利息的情況下，愿意持續支付遠超正常借款利息的高額利息。
綜上，被告人沈財根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主動向請托人提出出借資金，并以收取高額利息的方式收受賄賂，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構成，應認定為受賄罪。
（二）關于受賄數額的認定
對于數額的認定有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以全部的利息款（282萬元）來認定受賄數額；第二種觀點認為，以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數額來認定受賄數額；第三種觀點認為，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民間借貸規定》第26條的規定，對超出借貸合同成立時民間借貸的保護上限（本案行為當時，《民間借貸規定》尚未修訂，當時的保護上限是年利率24%）的部分認定受賄數額；第四種觀點認為，以超過同期從他人處借款的最高年息18%的部分來認定受賄數額。
我們同意第四種觀點，理由是：
1.將利息全額認定為受賄數額不妥。被告人沈財根確實將50萬元和90萬元借給楊榮強，而且長達十年，楊榮強除向沈財根借款外，還向他人借款，并將所借款項用于公司經營，對沈財根放款的140萬元本金完全不予認可有失公平。
2.以超過借貸合同成立時民間借貸的保護上限的差額認定受賄數額不妥?；谡５拿耖g借貸建立在雙方平等協商、意思自治的基礎上，法律對民間借貸設定利率保護上限，以維護金融秩序的穩定、有序。本案不是正常民間借貸，在認定受賄數額時套用民事法律規定并不合適。
3.宜以借款人同期從他人處借款的最高利率的差額來認定受賄數額。本案楊榮強除了從被告人沈財根處借得款項外，還從親戚、朋友處借款，一般為年利率12%，最高為年利率18%，扣除楊榮強同期從他人處借款的最高利率18%部分來認定受賄數額，既考慮到被告人與借款人之間權錢交易的受賄行為應予打擊，又注意適當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在本案中采取扣除楊榮強同期從他人處借款的最高利率18%部分來認定受賄數額的方法，主要還是考慮被告人沈財根給楊榮強的借款確實用于楊榮強的公司經營，有實際的借款關系為基礎，只是在此之上附加了利益輸送，如果能查明整個借款關系都是虛假的，換言之，如果根據證據可以認定借款人本身無借款需要，國家工作人員也明知借款人無借款需要，仍將款項“借”給借款人，款項放在借款人處完全是幌子，以此來收取高額利息，而且借款人實際也并未使用該款項，那么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在認定受賄數額時，國家工作人員獲得的所有利息均應認定為受賄數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