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6日檢察日報刊發《“用數據說話”成為檢察共識 ——檢察機關業務數據分析研判機制工作紀實》一文。
檢察日報截圖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如今，“天下興亡，我有責任”在全國檢察人中廣為流傳，并已成為共識，這里流淌的是檢察人的責任擔當與家國情懷。
從最高檢傳導到全國檢察機關，高度的責任感一直與數據分析研判機制相伴相隨。
認識上去了，工作才能上臺階
數據分析研判怎么做？最高檢案管辦主任董桂文用“有事實有數據、有比較有分析、有預警有對策”十八個字進行概括。
最高檢一位檢察官告訴記者，為了進一步加強指導交流，各省區市檢察院檢察長與最高檢領導直接建立微信交流群，在線提問在線解答。
認識上去了，工作才能做得更好。上海市檢察院副檢察長陶建平告訴記者，數據分析研判已經成為上海檢察機關的業務驅動方式。“進行數據分析研判時，我們注重‘抓兩頭帶中間’，對明顯過高和過低數據進行重點研判。另外，我們也引入全國數據、外部數據，橫向比對上海檢察機關還有哪些方面存在短板、弱項，讓分析研判更能切中要點。”
江蘇省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方林的觀點與陶建平不謀而合。“數據分析研判機制相當于讓我們有了‘坐標系’，能夠看清自己在全國的位次，跳出江蘇看江蘇，更能看到差距和不足。”他還告訴記者，數據分析研判，也有利于優化檢務資源配置，推動決策更加科學務實，“有所為有所不為”。
為了知悉全省檢察機關“案-件比”的整體情況，福建省檢察院案管部門專門對全省檢察機關“案-件比”進行專題分析，發現還存在退查不規范、延期隨意性高、釋法說理不到位等問題，省院立馬通知全省檢察機關，要求關注并有序優化“案-件比”。
“我們明確要求，會商會議上，檢察長要對各業務部門工作進行點評，做得不好的當場批評，各業務條線壓力都很大。可也正是因為如此，才能找到工作短板，固強補弱，推動全省檢察業務工作更加科學、健康發展。”福建省檢察院副檢察長羅輝告訴記者，不僅要發現、提出問題，還要對問題解決情況進行逐項逐條督辦，絕不允許“上頭熱、下頭冷”情況出現。
甘肅檢察機關在數據分析研判上也有著自己的“匠心獨運”。該省案件總量不高，各項檢察業務數據的絕對數值也不高，可甘肅檢察機關并不懈怠這項工作，他們因地制宜，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數據分析研判之路。
“甘肅雖然案件總量不高，但是經過數據分析后我們發現，毒品犯罪、控輟保學、司法救助、民間借貸、虛假訴訟等案件數量較多，那么，就要著重對這些案件進行分析研判，為省域治理提供法治參考。”甘肅省檢察院案管辦主任王俊琳告訴記者，今年甘肅檢察機關更加注重以“案件質量主要評價指標”為標準進行數據分析，用數率反映案件辦理質效中存在的問題，推動業務工作由“做大”向“做精”轉變。
數據分析研判“秘籍”：數字準、情況明、責任清
“數字準、情況明、責任清”，這是最高檢黨組對數據分析研判工作提出的要求。
如何做到“數字準”？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數據質量是分析研判的基礎，如果數據失真，那分析研判就變成了空中樓閣。
最高檢案管辦副主任申國君告訴記者，2019年，最高檢在開展檢察業務數據專項督查中發現了不少問題。“有些數據瑕疵是檢察官責任心不強造成的；有些是檢察官學習不到位，填錄錯誤造成的。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問題都是確實存在的。后期我們發布了督查情況通報，要求各地整改。現在整改的反饋已經收到了，情況還是不錯的。”
不僅最高檢組織開展數據督查，各省檢察機關也已自覺行動起來，在省內開展數據督查工作。
浙江檢察機關在開展省內數據督查工作之外，還組織開展數據質量“回頭看”專項整改，對所有數據瑕疵逐一核實修正，并要求每項瑕疵數據都要精確到具體案件的承辦人身上，對填錄差錯排前的單位和責任人進行全省通報。
如何做到“情況明、責任清”呢？
接受記者采訪的多位檢察官都認為，案管部門要與業務部門互通有無，保持良性互動關系，讓數據分析研判在部門之間“暢通無阻”。
據江蘇省檢察院提供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江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達到87.95%，位列全國第一。然而，在2019年一季度，這一數據還只有33.4%。
“2019年一季度，省院案管部針對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確立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了相關分析，指出全省還有4家基層檢察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為零。省院領導專門對4家基層檢察院檢察長進行了約談。我們也請案管部在統一業務應用系統內定制了認罪認罰、立案監督、偵查監督等相關數據監測表，每日對全省100多家基層檢察院的相關數據變動情況進行實時監測。”江蘇省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柳慧敏告訴記者，正是在案管部門和業務部門的配合支持下，江蘇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率才得以很快提升。
福建省檢察院案管辦在對2019年全省公益訴訟案件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雖然提起公益訴訟數量上升幅度較大，但是公益訴訟案件立案數、訴前程序案件數略有下降，而且各地發展不平衡；提起公益訴訟案件中，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占比較高，行政公益訴訟案件占比偏低。根據會商會議上領導的點評和要求，該院第八檢察部調整工作思路，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
“今年1月至6月，全省公益訴訟案件立案數較去年同期上升188.72%，訴前程序案件數較去年同期上升180.6%，提起訴訟數較去年同期上升413.64%。”福建省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吳曉華告訴記者。
該省三明市檢察院檢察長陳瑜表示，做好檢察業務數據分析研判工作不能“閉門造車”，而要各業務部門協作配合，使業務數據分析真正成為有效提升辦案質效的“指揮棒”，助推檢察工作穩進、落實、提升。
青海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張杰認為案管部門和業務部門之間，既是“協作”，也有“監督”。“數據分析研判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監督，案管辦和業務部門之間應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破解兩個難題，讓這項機制更加完善
從來沒有一蹴而就的方法，也沒有隨隨便便的成功。數據分析研判機制同樣需要在實踐中完善。
記者采訪了解到，目前數據分析研判機制還普遍存在兩個難題：一是數據分析不到位，二是數據運用不到位。
“雖然我院成立了專門的分析調研小組，但沒有獨立的數據分析中心，小組成員多為兼職，不太可能將工作重心全部或大部分放到數據分析上，特別是工作任務堆疊時容易將分析工作置后，導致分析報告成文時間較長，影響時效和質量。”上海市嘉定區檢察院代檢察長葛建軍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表示，數據分析研判要有“跳出數據看數據”的大局眼光，要透過數據現象看到內在的本質問題，一旦缺少這些素質，就容易造成分析不透。
“為此，我院將成立一支由各業務部門骨干組成的‘數據分析師’隊伍，通過定向化、專業化、精英化的培養，著力促成全院業務分析的良好氛圍。”對于下一步的工作，葛建軍已經有了新的思考。
江蘇省南京市檢察院充分運用信息化手段，針對今年1月最高檢下發的《檢察機關案件質量主要評價指標》開發軟件，實現對51組87項指標數據自動抓取，極大地提高了數據分析研判的效率和質量。
“分析研判的內容要根據當下的重點工作進行調整，比如，今年我們就增加了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案-件比’等專項數據的分析研判。”南京市檢察院檢察長范群表示，通過分析研判，提出務實精準的對策建議，既規范檢察辦案，又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我院建立了重點業務分析報告工作機制，對優化營商環境、助推脫貧攻堅、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等重點工作、重點數據進行分析研判，形成了一批可借鑒、高質量的分析報告。但同時我們也認識到，分析研判能力距離服務司法辦案及領導決策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甘肅省白銀市檢察院檢察長王志堅告訴記者，下一步，該院將以案管與法律政策職能深度融合為契機，創新機制，充分發揮兩級檢察院業務骨干的帶頭作用，群策群力做好數據分析研判工作。
“今后要堅持每兩個月就要對各項業務數據進行一次精準分析研判，衡量各級檢察院、各條線工作開展、服務全省中心大局的舉措和成效。還要突出對‘案-件比’核心指標的綜合分析，研判影響人民群眾司法感受、業務工作開展質效的突出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甘肅省檢察院檢察長朱玉告訴記者，縮短分析研判周期，及時掌握各項業務數據的變化，及時分析數據升降背后的原因，更有利于作出科學及時的決策部署。
“業務數據分析研判是更高層次的業務監督和管理。業務數據客觀展現了一個時期各項檢察業務工作開展的總體情況，既反映了工作開展的成效，也反映了存在的弱項、不足和問題。”最高檢案管辦統計信息管理處副處長鄭成方告訴記者，這實際上是從數據角度對各業務工作開展情況的一個客觀總體評判，是對各業務條線、各業務部門負責人抓工作促業務的一種評價和督促。
“數據分析研判工作，關鍵還是要解決問題，要將‘紙上建議’變成‘實際行動’，推動檢察工作行穩致遠，為國家治理貢獻檢察智慧。”董桂文說，在總結了兩年的運行經驗之后，今年7月4日，最高檢印發了修訂后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業務數據分析研判會商工作辦法》，其中最大的變化是進一步提升分析研判會商的層次，直接明確會商會議由檢察長或者檢察長委托的副檢察長主持，各業務部門主要負責人參加。
記者了解到，在強化“一把手”責任的同時，修訂后的《辦法》還要求各業務部門應當提前對本條線業務進行分析并送案管辦匯總，并對檢察機關公開主要辦案數據、公布預警性案例、強化業務數據質量等內容進行了明確規定。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承載著檢察人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的檢察業務數據分析研判機制，到底會擘畫出怎樣的新畫卷？讓人拭目以待。
